布衣白丁

有朋友问我，两会怎么你了？其实倒也没有把我怎么了，除了堵车堵着过。

我最近情绪有些激动，像我这么温和的人，一旦较真了，还是有些驴脾气。想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要好好工作，但是发现各个方面不是特别跟得上，着急；另一个是自己要认真了，看着别人不认真生气。谁咱都不敢欺负，这不就只能找两会出气了，也难为它了。

这两会开到最后也总算刨扯些真东西出来，有些激烈情绪化的东西，反应了现实真正的问题，不过可惜还是太少，什么时候向我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也能发表意见了，不管有没有人认真听，我们的‘为民做主’也算有点那么个意思了，等吧。

话说这次的爆点还是在后面这些已经不怕什么压力，没有多少求人的人身上，虽然说他们说了一些真话算是政治制度的进步，但是也体现了一种无奈。

1.       终南山‘歌功颂德’

2.       央视大火‘给个说法’

3.       铁道部副部长到底咋了

……

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

中华总商会执委倪乐：人大立法所作的很多调查、调研，“都是人为安排好的东西”。这时，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张克强接过话筒。张克强的企业曾接受人大就劳动合同法展开的调研执法检查，有三处做法令他相当郁闷：“第一，调查组来的线路都是上面走了三次；第二，我们的发言稿都要审了之后才能用；第三，发言时间每一分钟都被控制。”

“如果人大都是这么调研，怎么反映民生、怎么体现社情？”张克强表示，人大立法应该真实反映情况，否则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克强发言后，钟南山开门见山表示，人大代表行使职权，更重要的是监督。“譬如劳动合同法，我听到很多负面的声音，但现在是一片赞扬，”他毫不客气指出，“人大工作报告应该更多鼓励人民代表畅所欲言。但这方面谈得很少。”他进一步说，“我观察了一下分组讨论，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大部分时间用来讲报告怎么好。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讲完了时间也到了，来不及讲其他内容。我感觉很不好。”

钟院士的批评显然“火力”和“威力”十足，许多代表边听边点头。他继续说，“我们来开会，主要看广东有什么问题、劳动合同法出现什么问题、现在外贸出口需要哪些改进。然而这些都没有。”这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钟南山看着大家，情绪显出几分激动。

他意犹未尽，谈起去年因替富人说话而遭到炮轰的张茵。“张茵去年说了几句话，就成为众矢之的。难道她就没有积极的方面吗？她也是代表一个阶层来反映问题。”代表们议论纷纷，不少人点头赞同，掌声再次响成一片。有代表边鼓掌边感叹：“听了几天小组发言，从来没有鼓掌的。”

全国政协委员文艺界别小组11日讨论时，委员们纷纷要求，央视大楼损失必须做个交代。

　　《京华时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11日首先挑起了“央视大火”的话题，“我憋了九天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小组讨论，作为政协委员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提‘央视大火’！”

　　目前对大火造成的损失及调查进展没有确定的说法，张国勇说，据他所知，“央视大火”后，很多人对央视并不感到同情，反而对央视“蛮横无理”的做法表示反感。“如果一个地方财政损失1个亿，那对当地将是多大的损失，可是央视大火一下子烧掉了这么多个亿，怎么两会上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呢？”张国勇的话引起了委员们的响应。

　　现场不少文艺界的委员表示，其实自己也准备写关于央视，以及要求央视大火处理透明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宋春丽表示：“央视大火损失这么大，必须给委员们做个交代！至少要向委员专题说明目前调查的进展，起诉的步骤，以及善后的措施。”

政协委员激辩副部级官员被双规1年后仍无说法

     ﹣铁道部原政治部主任被中纪委查办 涉嫌经济犯罪 (2009-03-12)

    四位政协委员激辩：    高官被“双规”前后为何语焉不详

    昨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中共二组的分组讨论中，结合“何洪达案”，四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高官被“双规”前后为何语焉不详一事展开激辩。   其中，屈万祥作为“知情人士”成为全场焦点，而他的话语从起初的“细节不好说”，到最后的“这个是应该注意改进”，引人深思。

    辩题事件    何洪达被“双规”

    据了解，何洪达是辽宁人，此前曾长期在黑龙江工作，是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系毕业的高级工程师。2000年起出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并兼任旗下企业北亚集团的董事长。2003年7月出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兼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官拜副部长级。

    有媒体曾披露：何洪达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7年6月4日，后在“北亚集团系列弊案”事发后不久，“消失”在媒体视线当中。

    孙永福：为啥干部被叫走一年多仍无说法？

    孙永福在发言中说：“司法公开方面，我希望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不涉及保密问题、不涉及案件审判问题的情况下，能不能多做一些工作？比如铁道部，某个干部刚开始是被中纪委叫去了，也不知道什么事，过一段时间又说他被‘双规’了，但这也是初步的，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审理了很久以后，说是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这个东西可能少数领导干部知道，但一个中央任命的干部，一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年多不在岗位上，跑哪去了？大家要问这个事，总是要有个说法吧，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屈万祥：就连铁道部部长也不清楚

    “这块儿是我负责，我知道一些具体情况，目前看，铁道部那儿暂时就一个何洪达，我今天之所以敢说出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已经进入程序了，要说为什么现在不适于公开呢？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事务。”屈万祥解释说。

    屈万祥进一步解释不能公开的原因，因为案件从纪检监察部门开始调查起，就是一个没有确定的状态，“说这个人是贪污还是受贿，贪污了多少、受贿了多少，当把他‘双规’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告诉的只有你们部党组，说这个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了，要移送司法机关，但细节不好说”。屈万祥表示，具体的情况，特别是涉及到的钱数就更不好说了，“纪检监察机关，包括检察院，在提起诉讼之前，数字可能是变化的，所以不好公开”。屈万祥指出，除上述原因外，还涉及到案件调查问题。案件调查过程中，一旦什么都公开了，那这个案子就没法办了，有个销毁证据的问题。“比如‘何洪达案’，就连铁道部的刘部长（刘志军）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到时候法院一判决，肯定就公开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屈万祥说。

    田聪明：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

    作出一番解释后，屈万祥的手机突然响了。在他到会场外接电话的时候，会场内的各位委员纷纷在小声议论着。“原来你们那儿的何洪达被‘带走’了啊，我一直都不知道。”“可不是吗，都一年多了，问谁谁都说不知道，后来大家也不问了，干脆就瞎猜。”孙永福说。

    约5分钟后，屈万祥回到场内坐定，田聪明委员对此事发表看法说：“你不说，人家说。这就是一个公开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案情固然是保密的，但这个事情也要分怎么说，一定程度，一定范围还是可以说的，但是，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这就是我的感觉。”坐在田聪明不远处的柴松岳也表示，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屈万祥：我们应该注意改进

    听到两位委员的一番话，屈万祥表示：“我补充一点，随着我们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推进，现在确实有些制度应当改革，很多消息现在都是‘出口转内销’，实际上人家外面都在报道了，内部领导干部还不知道，这确实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屈万祥再度以“何洪达案”举例分析，这件事情首先可以跟党组说一下，但这个人不在工作岗位上了，哪去了？怎么回事？大家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屈万祥顿了一顿说：“我觉得应当采取一定的方式，告知党组时讲到什么程度，告知广大干部时讲到什么程度。从党务和政务公开角度，人家是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有些事情应该讲，这个我们是应该注意改进的。”

    话题讨论

    烟酒该不该纳入受贿

    田聪明：天价烟的事情也是，刚开始在网络上炒得很凶，他们说这个人没什么，可最终过了几天，又有事情了。这个怎么解释？

    柴松岳：现在说领导干部受贿，都会把好多年的累计起来，比如来了几个老朋友，送几瓶酒、几条烟或者一点土特产，事发后，这些都要累计到受贿金额当中去，如果说送5000元以上的算算还可以，这几百块钱的东西都是情谊上的往来，有必要都算进去吗？反观现在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群众都在讲，他们哪个不是在抽大中华，真正自己掏钱抽是不够的，如果都查下来，你说结果会怎么样？

    屈万祥：这个问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会注意，我可以跟您保证，我们中纪委办的案子，说一个干部收了人家几条烟，收了人家几瓶酒，把这个作为严重违反党纪的来处理，没有这个事。

    柴松岳：还有个问题你们要注意，现在还有送卡的，人家春节送2000元的卡，“五一”送2000元的卡，中秋送2000元的卡，一年有个万余元的卡，几年下来也好几万呢。

    屈万祥：卡还是不错的呢，有的直接送现金，逢年过节送两三千现金。

    另一委员：也有送购物卡的，这个怎么算？

    屈万祥：现金不准收，购物卡归为有价证券，那肯定是要算到受贿当中的。

    孙永福：在起诉方面，我非常赞成能不起诉就不起诉的原则。起诉标准方面，据说各地掌握的口径可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30万都不起诉，有些地方可能10万就起诉了，这些东西理解起来困难一些。我的看法是，能够挽救的还应该尽量挽救，比如说给他行政处罚或党纪处分。这几年我接触到很多人，深深感触到这对一个家庭甚至对社会稳定太重要了。

1．  南方冰冻: 天突然冷了，南方没有暖气，赶紧买厚衣服；可是水管又被冻了，没有水喝；电暖，电厂快没有煤了，赶紧组织购买，煤涨价了，煤不够了，秦皇岛码头堵了，买不到了；船运到南方港口，改陆地运输，路上又结冰了，堵车了；电线被冰坠断了，电线杆没有钢筋折了……没有电了；总之，没有水、没有电、天又冷，还不能动……原来罪魁祸首是大自然啊（99级大兴军训基地的朋友们对这句话还熟悉吗），高科技是如此的束手无策，人类是如此的渺小

2．  汶川地震：一场大地动，不单单是自然的浩劫，也是社会放任地后果，反映了官僚、腐败等等已经渗透到这个社会各个角落的问题。这一时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凸现了出来，总理与主席都到一线，不惧生死，不辞劳苦，他们虽然有时候被人诟病能力不足，被称为影帝，但是真实的亲民的草根的。也难怪中国人被称为绵里针，龙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

3．  金融危机：一下子就冲击到了我们这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9月初刚逛过华尔街，从雷曼兄弟的楼前经过，第二个星期她就over了。我们国内的股票一路领跌，看着自己-70%的收益，也只能做股东了，虽然买的不多。据说这是国际资本玩火自焚，贪婪与不知节制的下场，也是欧美的虚拟经济过渡膨胀，与实体经济脱离的后果。当然，国际政治经济的多头角力，错综复杂，身在其中的老板们身陷其中，牵一发动全身，至于咱这扒着窗户看得就更不清楚了…….

4．  生物病毒：这禽流感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鸟是飞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让人防不胜防，今天这个地坑了近十万只鸭子，明天千里万里之外又有了，多点开花。禽流感的疫苗搞差不多了它又变异了。按说我是搞这一行的，或者说是为生物安全服务的，但是还真是更害怕。过年回家的时候强烈建议不要吃鸡鸭之类的东西，但是家里不管小城市还是农村，都弄得不亦乐乎。这一点儿，政府有点儿不地道，当然不光是咱们国家，WHO, NIH等等之类的也是不怎么公开，尤其是人感染禽流感和人人传播……不说了，咱们自求多福吧，谁让过渡开发了呢，也有可能不是这个原因，who knows? WHO knows? Yes?No?

5．  食品安全：自从上半年发现美国退回来自中国山东的啥后，我就想在国内代替国外客户溯源是不是一个好生意，但是国内的好多源头都是单个的农户，小商小贩赶集或者走村串巷收来的，再层层上卖，怎么追查，怎么建立监管体系，除非自己从源头做起，搞定整个供应链条，这又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除了国家来搞，就是那些外资巨鳄，还有些有钱的nb人，像丁磊就开始养猪了么。扯远了，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世界已经被彻底污染了。农药+化肥=粮食/牧草→食品/牛奶；饲料+激素=猪牛羊鱼肉；更不要说那用酸碱漂白除味的火腿肠，鸡爪儿，腐竹，等等等等。呼吸着SO2,喝着CH4OH, 吃着，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们咋就这么幸福呢？另外，据说中央领导、老干部们有自己专供的体系，不知道能不能和这些撇的清

6．  农村改革：回家发现农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出来打工了，而且老人们也特别支持。以前谁家外出打工被认为是过不下去了，现在谁家年轻轻的不出来打工被认为不上进，不过日子。我和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辈份，不同文化的人聊这个问题，结果都是这样。我为小时候那个守着一方水土安居乐业的家乡不见了而悲伤，这样的农村我不认识了。一方面这是现在北方的农民经济意识也增强了，有人不只一人跟我说人家南方十几年前就到城市打工，咱们太落后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改革的失败，在家没个挣钱的门路，不出去挣点儿要花钱的时候怎么办？像我这种生在80年代初，经历了北方农村最后十来年的安定之后一直在外上学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让我伤心的。曾几何时（也就是我小时候），农村的活力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起飞，现在呢从90年代开始农村开始为城市改革买单，真是苦了10个亿，幸福几个人啊。现在还不错，党又开始惦记俺们这嘎达了，许是改朝换代的原因，也是城市到了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不然十亿农民九亿兵，还真不好说。农民工，农民工，不是农民不是工，其实就是潜在的巨大的失业人群，以前北大经院的老师把这个数据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还被组织上找来喝茶……不过不管怎样，中国农民是最老实的，希望政府真的善待我们，或者不要太对我们不好

7．  五一小装修：终于有点儿建设自己家园的感觉

8．  大连、长春、哈尔滨、泰国、上海、大连、上海、美国、廊坊、马来西亚、大连：一个人的旅行

9．  努力工作：同事同时通史世界是往前的 事业失业实业视野师爷

10．              发现老婆办公室是ing组合，因为十几个人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都在其中

混不吝不是个褒义词，但是有时候它又代表着什么都不顾忌，藐视固有的秩序，砸碎一切的勇气。我们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不要约束，认为限制都是狗屁，反对的人是卫道士，和他们针锋相对，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干和朝气：错了怎么样，大不了老子重新来过。经过几番磨砺，慢慢的我们也懂了一部分卫道士，或者一部分还做了卫道士。

卫道士和混不吝有时候是冲突中的甲方和不知道自己是乙方的乙方，比如政治上卫道士很需要混不吝当枪使。在我们近现当代历次革命、改革之中，都不乏这类的人和事。

革命嘛，需要打砸抢，需要混不吝，要不然都是妥协派，费时费力。可是秩序被打乱之后，在这种让人惧怕的勇气之下，重新建立信任的成本太高了。同时打砸抢的时候不尊重历史，没有人性的破坏太残酷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那种敲门说找错人的大喜大悲大起伏还在很多地方以各种形态存在着。

往大里说，国际上，近几年，政治上的混不吝是真的很可怕，替了施罗德的默克尔，换了希拉克的萨科奇，再加上锈逗的小布什……世界政坛上颇为动荡了一番，这些天又干上了，波兰什么之类的也来搅和，连秦刚都懒得搭理他们。这小国蹦达的忒欢没啥好处，要知道现在是绝对讲究弱国无外交，闷声发大财。再自我感觉良好也是小丑，站错队以后可有你受的。当然这是以我们天朝大国的立场来讲的。

当今的全球老大美国，以CHANGE为口号的奥巴马当选了下一任总统，于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更要热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立起新秩序，大国角力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动平衡。难道真的会有党的光辉照耀全球这一天？

这种一个人搅局的情况在中国现在比较少见，因为现在我们的党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对大众负责的，不受民众直接支持的政客一般很少有能力、魄力去倒海翻江卷巨澜。当世没有毛太祖。它是一个整体，不会因个别人的开小差而松散。因此，中国也是在某些人、某些国家眼里最可怕的对手，国家机器发动起来战斗力一流。

回到个人，作为一个半吊子的知识分子，我是一直叫嚣思想解放的，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成为真正的能够输出价值观的国家所必须要有的。因为无形枷锁的桎梏会扼杀想象力，而‘ 成功的想象力必须来自于在自由社会氛围里浸润已久的公民。只有无须担心因为讲错话而受到迫害或损失财产，大国的国民才能人尽其才，创意不竭。’知识分子在阳奉阴违，处处设限的环境里是无法展开思维的翅膀翱翔的，因为这种禁锢已经根深蒂固，让你的思维无法深入。当你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往往会本能的退缩，条件性的恶心。

从这一点来说，我还是一个没有脱离混不吝的党员。我所幻想的生活，是在一个世外田园里，鸡犬相闻，还是那种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在大的城市里我真的觉得不自在，想来想去，向往无拘无束，却总感到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诉求上的。

当然，现在的中国小城市、农村已经早也不是世外田园了，在买办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养活着全世界的吃糠咽菜的农民正在被赶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主人沦为城市里添砖加瓦的农民工。每一次回家，我都发现我不认识了，原来那种生活方式已经殆尽了。在产业链的最底端，却没有自己产品的定价权。

我其实也只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得看客，一半因为无能，一半因为无奈，因为当我左冲右突寻求突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小黑屋里，我们最终都会窒息而死。告不告诉，是鲁迅那个时候想的事情；闹不闹腾，则是我们所面临的。

近几年越来越肤浅，简单粗暴，读书浅尝辄止，静不下心来。懒惰，思想和身体上都懈怠。It’s time to CHANGE. 又一个轮回，或者说否定之否定要开始了。

 混不吝其实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人活一次，要有勇气，轰轰烈烈；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到死的时候很可能会后悔。

俞敏洪在北大开学典礼的演讲 zz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这次在美国呆了八天，算上来回十一天。这十一天，把我实实在在累着了，赶路、奔波、参观、翻译，加上国内的工作，近乎连轴转，一直与时差斗争，眼睛一直是红的，以至于在华盛顿到了元睿家，第二天上午没事儿，一直睡到将近中午。同理，周五回到北京，半夜到的家，之后两天一直睡觉......

一直在赶路，从圣路易斯到堪萨斯到得梅因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从到华盛顿到纽约到Wassaic......尤其以第一天，中间一天和最后一天为甚，分别是700英里，500英里和500英里，来来回回，他们在美国经常开车也不能这么整啊。坐在车上，不停的睡觉还是累。就像坐长时间的飞机一样，也是在局限的空间里高速运动。 在这走马观花中，把华盛顿、费城、纽约和西点都蜻蜓点水般过了一下。

最后有多半天的时间在纽约转转，去看看对自己来说如雷贯耳的百老汇歌剧。这一看不要紧，暴露出了一点儿问题，本来人生地不熟，天黑又累，还走错路，费力伤神，教训啊：

记路，周围的标志性建筑，连续走错了两次，一次是走错方向，一次是走过了L

多问，闹不清的时候就要多问，不要硬着头皮走下去。如果不问，很有可能走冤枉路。

另外，时间安排要紧凑，要当机立断。如果做得利索，完全可以在联合国的邮局把明信片寄了，再去买参观的票，不会发生参观完了邮局也关了，打算寄给朋友们的小小惊喜也没有搞定。当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做出选择的正确与否与掌握信息的多少是紧密关联的，这其中有能力问题，也有经验和运气的成分。关键词是充分准备，胆大心细，随遇而安，随机应变。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取尽可能多的有效的信息，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是懒了，还是胆小了，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自己买票、坐地铁、找地方等等；也许是被同学、朋友、合作公司照顾的太舒服了，能力退化了；又或许是脑子里装着一堆事儿，不能像以前，很放松的游玩，可以漫无目的的溜达，天黑也不怕。

当然钱少东西贵物价高也是一个原因，在泰国、马来西亚、哈尔滨、济南、石家庄等地儿，一路打车也花不了多少钱，在这里就要成数量级增加了，心疼还是有的。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嘛，这口袋瘪瘪的，自己的收入没到那个水平，公司消费时也没养成那习惯，自然就潇洒不起来了。

英语水平差，百老汇的歌剧太听不懂，那个The Phantom of Opera只是猜了个大概，而且由于疲劳，中间上下眼皮一直打架，甚至眯了一小会儿，愧对我的66刀。大都会博物馆没有看和联合国的明信片没有机会去寄，老婆交待的Central Park的咖啡馆也没有时间去呆会儿，以后再说吧。

花絮：

联合国里大婶问我哪里来的，是不是Japan,我说中国，她说奥运会牛鼻，组织的太好的，我说是啊花了很多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她说那也牛鼻，别的国家花了钱也不行，然后又神秘的说‘China will be another problem’, 赫赫，我说谢谢，你这么说我也高兴，因为强总比弱好。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日益富强的祖国，有购买力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感谢公司、老板的支持和信任；感谢元睿夫妇的盛情款待，在你们那里我得以修养生息，感觉就像在家、在北京一样，心里踏实；感谢身在北美、这次未能相见的wsnvs，咱们来日方长。

大陆称为话语权，就是说了话被听的权力，在港匪片中经常出现。

1.国家的定价权

一次坐飞机，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国内的机票这么贵呢？人家美国、欧洲飞一下，国内的百十块钱，国际的千儿八百的，我们呢，万儿八千的才能飘洋过海，汇率的原因这倒也罢了，国内为啥也得是人家的乘个汇率呢？

还有住宾馆，他妈的上个四星五星的，就他妈又是千儿八百的起，跟他们欧美一两百块钱而已的一致。这个事情不光在中国，到了他妈的泰国，马来西亚，住一晚上更是要千数块钱。最开始，我觉得真他妈的邪门了，其实想想也不邪门，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都被欧美市场同化了，应该算他们的一部分。不像中国，还有很多人有着发展自己体系的梦。当然，我是觉得中国很niubility的，问题是中国现在niubility吗？

飞机是买的人家的，很贵，得摊到每个乘客身上才能赚钱，难道盖房子也是吗？况且一说到分摊，我们不能不想到他妈的万恶的高速公路收费，收的钱都够修好几条的了，还在收，说什么合法但可能不合理（参见机场高速），操！

有哥们说人民币升值后会好一些，拉动需求，又能让我们腰杆直点儿。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升值。

小小的东西，个人的计较算了就算了，但是从大里说，关系国计民生的，石油、铁矿石要进口的，一年翻一番还带尾巴；钨、稀土等我们出口的涨不上去，你一说涨价，马上有国际库存抛售打压，它们买了我们的矿产囤积起来和我们对抗,限制或者禁止出口不是没人提过，只是不知道为啥咋就是那么难呢。可大豆等农产品，我们东三省的农民丰收了，价格跌得不得了，豆贱伤农，不种了吧需求还强劲，可是我们的官员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一般都买到波峰；我们出口的服装、鞋袜、玩具……都是人家供应链上的一环而已，而且往往都是最开始的利润率最低的那部分。沃尔玛、家乐福等等疯狂压价，你不卖我买别人的去。真的你不卖有人卖。中国人的内耗、恶性竞争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地的同时一片红海。

粗放型的外向型的以GDP为导向的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蛮干不守规矩，还有走狗汉奸通风报信，使得我们无法团结在一起和帝国主义大买办托拉斯对抗谈判。长久以来，自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中国老百姓，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养活着帝国主义的老百姓。据说在广东东莞等地，纺织女工的手指头被切下来是常事儿，有人形容要用筐抬; 电子器件等的代工厂里空气严重污染，噪声高倍超标，员工向包身工一样连轴转高负荷工作……

是该改改了。终于部分矿产品被禁止以各种形式出口了。国家逐步出台了各种保障制度，实施了新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原材料涨价，运费等等所有环节都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于是一些破产了，还是在东莞的一些地方集体或倒闭，或撤退，或转移，公路两旁到处是破败荒凉的厂房，宾馆没人了，娱乐场所不再声色犬马……有人说中国制造的寒冬来了！

我之前也感到寒气逼人。因为我们没有定价权，而廉价劳动力是东莞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成本的上涨不能有效地传递转移，那么卖一个亏一个，这么下去肯定完蛋。因为托拉斯们可以去越南去菲律宾采购，很多台商、香港人、内地人都把工厂新建在了那里。

现在我知道我有些错了，原来以为的我们可以轻易被替代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他们离了我们一样活不下去。没有哪个地方有我们这样成熟的、大批量的产业工人。小的作坊们，没有技术含量的生产线破产了，工人们到大厂去了，有竞争力的有远见的大厂规模反倒扩大了。行业整合之后，大厂也能够左右部分定价权了：你不同意涨价那你找别人去！硬气起来之后，转一圈儿他还得回来。南方周末这期的文章写得好，让我也认识到了产业升级的推陈出新。

以前管对外开放叫‘狼来了’，现在是‘狗咬人了’，我们要向欢迎‘狼来了’一样欢迎‘狗咬人’。当然以前的狼，有好有坏，有的骗了我们的优质资产，有的弄掉了我们的老名牌……

处于制造业价值链下端，一直是中国制造受制于人的一大死穴，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从加工贸易模式的藩篱中突围。今后的重点不能只放在产量上，而是要依靠创新力量，以研发助推产品升级，也要积极筹备国内市场的开发，两条腿走路，规避国际风险。当然前面我们说了，今后要靠拉动内需了。马云正在忽悠20年后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大购买国，忽悠不忽悠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呈现了部分虚假繁荣，国富民穷，购买力明升实降，等等。

有人说新劳动法太过激进了，步子迈得太快，现在工人的权力太大了，有点管不了。问马克思一个问题，资本家破产了，工人跟他一起破产吗？资本家的风险工人不来分担，却要分享他的收益，这不公平。马克思是个穷小子，所以总是敌对的分析资本家，其实资本家也不容易。这个问题要整体来看，一个资本家亏了，另一个资本家赚了，整体上讲资本家在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样就说得过去，就讲得通了。哲学家不能拘泥于一人一事上，当然马克思就像你我一样也有阶级局限性。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变化，原来的奴隶有了点权力，也是应该的。那资本主义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比我们还当家作主呢，咱们中国的企业家又不是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适应适应就成了。

经常有报告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办公成本比肩国际大都市，为啥咱们这帮卖命的喽罗们不能和外国的兵同等待遇呢？一方面是咱中国人多且贱，没办法，这是长期形成的。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了补偿房子、福利等的缺失，鬼子给大陆员工global pay，和鬼子同工同酬，后来慢慢变了（过程不清楚，不过我们向来都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干得活只多不少，工资本地化，还是资本家更狡猾啊。其实看看咱们的垄断国企，一直都很神气的，那待遇‘除了老婆要自己找，其他的都不用操心’甚过global pay啊。不是说他们多好，而是有些提气。

当然贱这种事情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形成的，现在我们---奴隶工人和奴隶国家不愿意犯贱了，我们要强。至于怎么自强，各人有各人的做法。严谨起来，真的弄点核心技术，咱们不能总是那种离了洋鬼子活不下去的贱样。到时候，咱们自己人说自己一句‘这小子有种’，而外国人长鞠一躬说‘中国人牛B’，我觉得就OK了，不一定让他们过来给咱们提鞋。

2. 人民的决策权

现在的干群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开始索要原本属于自己并且一直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原来都让别人替自己做了决定了，但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帮人结党营私，欺上瞒下，浑水摸鱼，中饱私囊，蝇营狗苟……他们激化了矛盾，我们不愿意了，这就有冲突了。

咱老百姓是天底下最好的群众演员。只要给口饭吃，不欺人太甚，就凑活了，苟且偷生也不算什么。但是群众演员他也是演员啊，可有些人就真不把你当演员，逼急了咱就来个鱼死网破吧，导演你也别当了。

咱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嫉恶如仇，痛恨那帮不正当的先富起来的人。对于向水稻专家袁隆平这样少有的清白的人，大家一点儿也不仇，你买好车买七八辆有什么关系，买七八家飞机我们也不眼红，应该的。

英明的党和政府以及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治国的根本如果被动摇了，就危险了。布什先要实行七千万党员的党内民主。

3.谁当家作主

我们都经常被问，在家里面谁说了算啊，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